私家侦探自白：从业6年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可言

崔磊(化名)每天带两套衣服出门，作为一名“私家侦探”，这是他多年来的职业习惯：一旦和目标打过照面，就要立即换一套衣服再进行跟踪，以免引起怀疑。

从2006年从业至今，崔磊还有很多职业习惯：在公众场合不做引人注目的事情；重要事情必须当面交流而不能在电话上谈；不管手机怎么更新换代，都留着老款的诺基亚手机。这个黑白屏幕的手机除了打电话、发短信以外，什么事儿也干不了。对崔磊来说，最重要的是，它无法安装任何软件，包括窃听、跟踪程序等。

最大限度地隐匿自己，这是“私家侦探”们的准则之一。正因如此，他们往往以“神秘莫测”的面目示人：双手似乎永远插在宽大风衣下，真面目也永远躲在宽檐帽的阴影中。

但崔磊自己觉得，“在社会上，我们没有任何地位可言。”特别是今年4月以来，国家加大对非法获取公民信息案件的打击。这个老牌“私家侦探”突然发现，自己一直从事的行业，瞬间到了崩溃的边缘。

崔磊关于“私家侦探”行业未来发展的一切梦想，似乎都已经在今年初变成了幻象。

今年4月20日，公安部部署20个省市区公安机关展开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案统一收网行动。崔磊是在几天后的新闻上了解到这一消息的。在这之前，他还觉得自己是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。如今，他突然发现，自己竟然从事着一份提心吊胆的职业。也许一个不小心，自己就会变成人人喊打的信息贩子。

“业务基本上停了。”坐在空旷的办公室里，崔磊有些沮丧地说。当时是周二下午两点左右，正是公司应该忙碌的时候。然而崔磊的公司里，却冷清得只有他和记者两个人。现在每天咨询电话依然有很多，但是崔磊基本上已经不敢接单子，“特别是个人业务。”目前，公司只是在帮两家老的企业客户做市场维护，一家是白酒企业，一家是油漆企业。

“很多人对这个行业有需求，但是这个行业却生存得很艰难。”崔磊说，其实他一直就想做一个正规的调查机构，但是这个行业似乎一直没有被社会认可过，当然也从不曾有相关的行业标准和准则出台。“没有人告诉我们哪些是能做的，哪些是被禁止的。”

第一次见到崔磊，是在他设于杭州的公司里。崔磊的公司绝对不像动画片中那般高调，在玻璃窗上印上大大的“私人侦探事务所”字样。

这家注册为“信息咨询类”的公司隐匿在杭州市中心一处高档小区里。小区门禁严格，陌生人进入，甚至须要出示身份证。

崔磊的公司虽称不上宽敞，却很明亮。内里的布局，与普通小企业也没有多大的区别。墙上挂着书法字画，桌上摆着电脑和打印机。他本人亦是如此，一米八的个子，瘦瘦的身材，留着寸头，下巴上蓄着胡茬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“大街上打十个照面都未必能记住的人”。

崔磊称自己的公司为“调查机构”，把“私家侦探”称作“调查员”。目前，他的公司里有30名员工，其中大部分是调查员，调查员中，有三分之二的人是，还有警官学校的毕业生，甚至还有黑客。他本人目前已经是管理层，不再直接从事调查业务。

2008年，刚从大学毕业的崔磊和几个朋友进入了上海一家带有“私家侦探”性质的机构。这一机构，事实上是美国一家正规商业调查公司在上海的办事处。客户一般直接和本部联络，再由美国本部以就近原则，向设在全球各地的办事处下派任务。

2006年的一天早上，崔磊来到办事处没多久，上司突然将一个黄色牛皮纸档案袋扔到了崔磊的桌上。崔磊抽出里面的资料，放在最上面的是一张照片，照片的主角是一个中年男人。

“债务人，法院刚判下来就找不着他人了，可能要逃债，客户要求尽快把他找出来。”上司说。

照片的下面，是这一目标的详细资料，包括他的基本个人信息、此前的住所、手机号，甚至是接触较多的朋友名单。当年，人们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还没有那么强。崔磊轻而易举便通过圈子，找到了债务人近期的通话记录。“拉通话单子，是我们找人的惯常手段之一。”崔磊解释。

在通话记录中，崔磊发现债务人拨打过一个电信报修记录，经过查询，报修地址在杭州钱江三桥附近的一个小区。为了查清楚债务人究竟住在小区的哪一户，崔磊立即赶到杭州，并且应聘成为了这个小区的保安。

做保安的第一天，他就见到了目标人物。当时，那个人正在收拾行李，准备出门，看上去确实是要逃债。此时，崔磊的搭档正将车停在小区门口随时候命。崔磊发现情况后，快步走出小区，钻进了车里等待债务人的车从小区里驶出。并同时给上海办事处打电话，通知委托方立即到杭州来。

没过几分钟，债务人的汽车果然驶出小区，待车开出一段距离后，崔磊示意搭档跟上。由于事出突然，只有一辆车在进行跟踪任务，这是犯了大忌的。为了避免被跟踪对象起疑，一般调查员都会安排两辆车进行交替跟踪。两辆车相互配合，每过几个路口，就要换一辆车进行跟踪。

目标人物在钱江三桥附近转了好几圈试图摆脱跟踪，崔磊示意搭档紧紧咬住对方。

债务人看甩不掉崔磊，便发狠了，在钱江三桥上，居然向崔磊的车子狠狠撞了过来

那一次，崔磊为委托方减少了两千万的损失，“不过我们差点被撞到桥下去。”现在想来，他还心有余悸。

从业至今，崔磊接过不少查找债务人的单子，但是作为“私家侦探”，崔磊有自己的准则：“绝对不接追债、要债的单子。”在他看来，要债业务多多少少会涉及恐吓、威胁等涉黑行为，而崔磊想做的，仅仅是单纯的调查业务，他甚至希望能在商业调查领域做大做强。

但是崔磊也承认，很多调查，“不越界，没法查”。这一点在个人业务中尤其突出，“就算是商业调查，单纯跟踪也未必能查出个所以然来，有时候甚至要窃听电话，安装追踪器，才能查找到源头。”崔磊说。

婚后过错方调查，是个人调查业务中很常见的一种。崔磊的调查公司，一天最多能接到四五十个电话，其中除了商业调查以外，很大一部分是婚后过错方调查。接到这类单子，调查员除了会进行例行跟踪以外，还会通过人脉关系，在派出所查询目标人物的开房记录。

“这是严重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。”崔磊说，但是为了方便，调查员经常会这么做，最关键的是，虽然取证的途径是违法的，法庭却是认可证据本身的。在崔磊看来，这正是催生“私家侦探”行业的原因之一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第74条明确指出，在诉讼中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，有责任提供证据。正是“谁主张，谁举证”的原则，为“私家侦探”们带来了市场。

“当事人一般没有能力也没有渠道自己去调查取证。”崔磊说，由于是民事诉讼，一般情况下公安也不会介入侦查。走投无路的当事人，便会寻求“私家侦探”来填补这一空白。

“现在业内查一桩婚内过错方案件，收费大概是一两万元。”崔磊说，由于商业打假的案值不同，收费价格也会有很大差距，如果按照案值收提成，收益最多能达到案值的30%左右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全国私家侦探所数量已达到3700多家，从业人员两万多人。

不过由于私家侦探一直打着“信息咨询”、“商业咨询”幌子，目前关于我国私家侦探所的具体数据，一直没有确切的统计。杭州市工商局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，即使是杭州市有多少私人侦探所，也是一个十分难以查证的数据。

“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”正式成立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内第一家私家侦探机构。事务所的创办者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刑侦专家端木宏峪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端木宏峪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处处长，先后指挥侦破了上海印纱厂巨款被盗案、锦江涉外凶杀案等一系列大案要案。

公安部颁布《关于禁止开设“私人侦探所”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》。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就此作古。

正是这个通知，完全阻断了“私人侦探所”合法化的道路。时至今日，这一通知依然如一把大刀，横亘在所有带有“私家侦探”性质的机构头上。

私人调查机构的“从业人员”分别在重庆和杭州连续召开了两届“私人侦探峰会”，两次会议都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。私人调查行业合法化的呼声，也在那时日益高涨。

辽宁克顿调查事务所所长孟广在沈阳发起“首届中国私人侦探论坛暨中国私人侦探协会成立(筹备会)”。按照议程，此次会议将有100多位“私人侦探”参加，并选举出会长、副会长及组织机构人员，确定《协会章程》《中国私人侦探宣言》等一系列文件

不过这次会议还未来得及召开，便被沈阳市民政局以“中国私人侦探协会(筹备会)”未经民政部审批，擅自开展社团活动，依法予以取缔。

私人侦探所屡屡被禁的原因，一般不外乎其不具备法定侦查权、调查过程中侵犯个人隐私等。